如果變質是人類社會必然的現象，那麼我寧願永恆封存那美好的第一次。
(來源:1969 Woodstock Festival & Concert )
記得是1989年吧，那時仍在住校的我，晚自習藉口拉肚子躲在學校廁所聽廣播，卻意外聽到了當時仍顯得遙遠的中國搖滾。我不確切記得節目中主持人還介紹了誰，但那天夜裡，崔健憤怒的嘶吼卻不斷回蕩腦中，令我輾轉難眠。當時沒有人知道，在那之後不久，這樣的憤怒在中國將成絕響，理想也將被迫噤聲，徒留往後二十年無謂的追憶。
好在台灣仍能夠繼續搖滾，那時的我這樣想。在全世界翻天覆地的這一年，我又陸續聽到了趙一豪、陳明章，與無數來自西方我未能躬逢其盛的搖滾經典，當然也包括在伍茲塔克音樂會二十週年發行的兩張一套的錄音帶。
(來源:1969 Woodstock Festival & Concert )
這些在不同時空地點發行的搖滾專輯錄音帶，對我來說卻像是那個時代台灣的背景音樂，充滿了與體制對抗的憤懣，和不願妥協的傻勁。但時代無可避免地會轉換自己的面目，二十年後的台灣，當一切不再是禁忌，人們的目光也逐漸轉向新品上市與藝人誹聞，憤怒與激情的搖滾精神，好像就顯得有些多餘而不合時宜了。
然而伍茲塔克的幽靈似乎並未隨著時代的轉變而遠去，只是那逐漸模糊的身影，竟幻化成某種待價而沽的標籤，突兀地現身在春天吶喊，甚至政府單位用以展現政績的海洋音樂祭。於是，音樂的獨立創新不再是重點，反核與沙灘流失的議題也早為人所遺忘，取而代之的是唱片公司的宣傳策略，政客的公器私用，綜藝節目式的嘻笑怒罵，與無數被蹧蹋，只能在舞台上哭泣的獨立樂團。
我走向音樂祭執行單位沿著海岸圍起的封鎖線外。
我想，或許一個時代的逝去，也並不需要為之感到可惜的。就像有人不願再去緬懷美國60年代伍茲塔克的反叛，我們似乎也不需要一再迴帶聆聽80年代老台灣的激情。細雨飄了下來，遠方舞台上的主持人仍高喊著搖滾精神，只是同樣的詞彙，卻好像只為增添在海風徐徐的沙灘上聽音樂的浪漫情懷。莫名地，腦海響起四十年前大雨過後，觀眾高唱“Let the sunshine in”的歌聲。
(來源:1969 Woodstock Festival & Concert )
歡唱聲中，我感到難以言說的孤獨。一時間，不恰當的錯亂紛至，我彷彿又看到一個個逐漸被淡忘的搖滾老鬼魂，出現在海灘的封鎖線外：Jimi Hendrix拖著他還殘留一絲血腥味的吉他，撕裂溫馴的海風；Joan Baez乘著碎浪，輕柔地呼喚或許永遠不可能的革命；Country Joe McDonald高唱著“What are we fighting for”，挑起現場幾近暴動的情緒……
我醉了，分不清到底是違規帶酒還是大麻？我想不透了，在懷舊浪漫的商品氛圍中，理想怎麼也被迫噤聲而無從辯駁？但我仍珍惜那第一次。就像在一支關於中國搖滾的紀錄片裡，崔健漸露老態的身影，竟也能讓我熱淚盈眶。
唉！不是我不明白，這世界變化快。
------（此篇原刊於八月號的印刻雜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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